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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

近期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将“雾社事件”那段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烈历史,以一种“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推到了观众眼前。

电影在台湾大卖,在大陆虽然票房不佳,但同样收获了丰盛的口碑。导演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为台湾疗伤”;与台湾相比,大陆遗留的历史创伤更多,这恐怕也正是这部电影在大陆上映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但当微博上出现大量拿“高砂义勇队”来否定《赛德克·巴莱》的言论时,我们知道,这种疗伤还很遥远,因为我们的历史观,还相当陈旧和落后。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详细]

原住民高聪义却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详细]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